电信反垄断绝不能满足于之前舆论所风传的几大巨头拆分，而是要剑指政企不分的病源所在。目标当然要对准站在前台的垄断巨头们，实质却是要对准背后挟“父爱主义”、基于部门利益处处设障的某些实权主管部门，这恐怕也是反垄断最难攻克的一道关口。

　　12月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题为“电信运营商‘霸王做法’侵害消费者权益”的报道，报道曝光消费者从3G转4G时需要净身出户。文中指出，联通、移动和电信几大运营商眼里不应只有“利益”。

　　颇有意味的是，不只《人民日报》，央视焦点访谈近日也曝光了中国移动存在未经用户允许，为用户开通增值服务的情况。《工人日报》昨日也刊登报道，将目光聚焦北京联通退网安置方案。

　　中央媒体集中“火力”炮轰几大运营商的现象，此前似乎并不多见。然而，如果将这一系列监督报道，放置在另一背景下审视，也许就能透出几多别样意味。近日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强调，反垄断不存在选择性执法。许昆林同时透露，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如何打破壁垒，引入民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，这其中竞争政策应起到基础性的作用，而产业政策正在逐步退出。

　　从许昆林的这段话中，可以分析出两个关键点。一是《反垄断法》落地八年，目前已经面临着进入监管深水区的关键时刻。而从发改委提供的执法数据来看，包括行政机关、各类内资企业在内，都因涉嫌价格垄断而接受过发改委的查处，向外界表明了发改委反垄断一视同仁的态度，反垄断没有内外之分，不应有所谓包括央企“长子”在内的特殊待遇。

　　另一个关键点，则是发改委接下来的动作频频，按照中央之前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宏观指导精神，进一步细化具体的政策改革和监管，从以往行政保护色彩浓厚的产业政策，转型为以市场来主导的竞争政策。这些设想如果能转化为现实，可谓对于反垄断以及整个市场经济转型，都具有鲇鱼效应。

　　纵观这两年来中国政府推动多轮改革、着力于为市场松绑的态势，可以说，反垄断绝不只是狭义的、局限于某个领域的“点对点”突破，而是呼应中国经济社会重大转型、从而释放更多改革红利的关键棋子。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“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”，2014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进一步提出“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”。然而，要真正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畅想顺利实施，就必须打破行政化垄断体制、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限制、在包括水电气油电信在内、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，真正确立以开放、平等和竞争为主导的市场运行机制。

　　产权放开与反垄断，其实是硬币的两面。产权放开从理论上提供了民企外企进入某个领域的可能性，但如果不辅之以反垄断，就无法消除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、也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。民企外资面临着实质的玻璃门，新一轮国企改革所预期的产权交融、优势互补也就无从谈起。

　　由此可以看出，电信反垄断的最后一只靴子如何落地，其实是值得深究的监管命题。电信反垄断绝不能满足于之前舆论所风传的几大巨头拆分，而是要剑指政企不分的病源所在。目标当然要对准站在前台的垄断巨头们，实质却是要对准背后挟“父爱主义”、基于部门利益处处设障的某些实权主管部门，这恐怕也是反垄断最难攻克的一道关口，所谓革自己的命。

　　电信反垄断的靴子如何落地，能否触及反行政垄断的要害，也许我们只能期待着发改委接下来在顶层设计、具体执法上动真格的了。（毕舸）

（原标题：官媒为何近期频繁“炮轰”电信业）